撒但的混乱
第二系列 魔鬼撒但
背叛
征服背叛
第九篇 当前背叛的发酵
读经：林前一10，弗四14，提后二16～18，四14～15，多三10，罗十六17
壹 对于主恢复中当前的难处、背叛与阴谋，我们需要有一个按史实次序的了解：
一 当前的背叛早在一九八五年由封志理，在香港开始发酵：
1 一九七○年；封志理着重的告诉我，他要放弃香港的年长圣徒，而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很强的劝他不要那样作，并切切的警告他，一个召会不能没有年长的一代。
2 从那时起，封志理一面是当地召会的帮助，另一面却是召会配搭的难处，尤其对两位年长的长老，更是为难。
3 其后，封志理到安那翰来，与职事站起了冲突，使职事站与香港召会之间因着他而有了相当的为难。
4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封志理对我职事的批评逐渐加强；当年六月十七日和八月六日，他在香港事奉者的聚会中，开始公开说批评的话。
5 在这段期间内，他用水流职事站出版的英文恢复译本内文，编了一本新约希中英对照本，并且送了许多本到台北福音书房，要他们出售；他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得我许可使用恢复译本内文，就出版这个对照本。
6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有一位弟兄访问香港时，封志理的指控变得非常激烈，拒绝再与我来在一起，反而说我应当去向他道歉；这就是在香港发酵的开始；
二 一九八六年，背叛从斯图嘎（Stuttgart）开始发酵；关于当前背叛在斯图嘎的发酵，是从苏民强身上开始的：
1 一九八五及八六年春季，苏民强盼望我能去斯图嘎召会开特会；当前背叛的发酵是在同年十月，在斯图嘎开始：
a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苏民强与三十九处召会的六十三位弟兄们一同联名写信给我，说他们为着主的负担，与我“完全合一”；他们也见证，借着我所打发的弟兄们，“我们里面对神新约的经纶，并对主恢复中新行动的异象，已经得了更新并加强；不仅如此，借着与弟兄们甜美的交通，唤起了我们心里要与主恢复中众召会有交通的深切渴望。”
b 然而，只过了七个多月，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一九八六年冬季训练后），在欧丈与斯图嘎的一位长老乌兰布鲁（Jorn Uhlenbruck）弟兄的一次交通中，这五位弟兄的访问被他看作是“干涉召会”。
c 苏民强解释说，他们在信上签名的理由是“为了保守‘合一’；”苏民强和六十三位弟兄的确在信上签名，极力称赞五位弟兄与他们的交通，后来他却说，他是违背他的良心在信上签名的。
2 一九八六年夏季，苏民强与职事站之间有一些磨擦；这个磨擦逐渐恶化，而在一九八六年底达到高案。
3 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一期全时间训练仅仅开始一个半月后，苏民强在访问台北期间，第一次有了批评。
4 苏民强在那段时间开始把他对职事私下的不赞同，转为公开的批评，并且想要影响别人同意他；这一切显示，欧洲在那一段时间因若苏民强的讲说，已经起了发酵。
三 一九八七年二者合并，在美国作工；当封志理在香港作工，苏民强在欧洲作工的同时，二者也开始于一九八七年在美国接触不同的圣徒：
1 封志理曾多次在美国西岸，接触各地不满或无知的圣徒，告诉他们，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说祂要建造召会；他错误的解释主的话，说主要直接建造神的召会，而不需要别人的建造，暗指不需要李常受的建造；结果在主恢复里的一些圣徒中间就有了发酵，产生了批评，持异议的态度。
2 另一方面，苏民强在一九八七年开始在美国东南部接触一些圣徒，对他们有消极的影响；他也借着电话，开始与南加州的英格斯约翰（John Ingalls）以及别人有交谈；从这一切事上看，发生于香港和欧洲的发酵，很明显的也开始在美国作工。
3 在这一切之外，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在马伦比尔（Bill Mallon）身上；他是美国东南部一位同工。
a 马伦将他在那次长老训练信息所记的笔记，印刷分发给人，而没有得着职事站的同意；职事站就写信给他，要求他停止，并将分发出去的收回；他对这事很不愉快。
b 一九八七年秋，马伦变得消极起来；他在离开召会生活和召会聚会好几个月之后，开始接触圣徒；因此，到了一九八七年秋，美国国内许多地区已经有发酵发展出来。
四 一九八七年秋，在美国东南部，发酵发展成为阴谋：
1 从美国不同地区来的弟兄，开始在一起作暗伤的工作，要影响别的带领人；这一切都是在暗中作的；大约在那时，英格斯到亚特兰大（Atlanta）访问马伦；马伦带他到乡下，花了几天与他在一起，说服他接受了马伦的不同看法，最后得着了他：
2 然而，当英格斯约翰从亚特兰大回到橙县之后，他在态度上有了明确的改变；他开始在这个阴谋里成为积极的一分子：
3 他回来后不久，打电话给顾勒尤金（Eugene Gruhler）弟兄，英格斯题到许多项目；有一项是台北的训练必须关掉；另一项是水流职事站的经理必须撤职；他也说到众召会现今成了为着职事，而非职事是为着众召会；又说新路不是建造召会的路。
五 一九八七年，罗斯密（Rosemead）加入国际性的阴谋，背叛主的恢复：
1 罗斯密召会是起源于洛杉矶召会的艾尔登会所（Elden Hall）;我安排哈第棠（Don Hardy）、王智仁、和关同安在长老职分上，帮助张宜纶弟兄；我也指定朱永乾作同工，在话语职事上帮助那里的召会。
2 朱永乾对恢复和我非常消极且满了批评；朱永乾的妻子告诉这两位弟兄，我老了，并且被一群年轻人包围，使我失去了方向；她也告诉这两位弟兄，“我们与全世界有联结。”
3 从那时开始，在不同的时间，几种匿名信和小册子开始出现；它们是由在安那翰一些与罗斯密背叛者有关联的人发出的；这些匿名信和小册子充满了对我的谎言、诽谤和毁誉。
4 大约在这时候，在罗斯密的聚会为背叛的人所霸占；在他们的聚会里，他们公然的羞辱关同安和包尔弟兄，想要把他们除去。
5 在他们中间，我被定罪为教皇；他们有些人说，他们在生命上曾从我得了极大的帮助，但他们不愿有分于李常受的“系统”；这就是罗斯密召会的背叛。
六 一九八七年秋，英格斯约翰（John Ingalls）勾引别人加入他们的阴谋，并在南加州一些弟兄们身上作工；深受影响的人是圣地牙哥（San Diego）的史密斯约翰（John smith）。
七 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共谋的弟兄们都没有与李弟兄交通到他们所关切的事。
八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旬，当李弟兄从台北回来时，英格斯约翰与另外三人来见李弟兄，主要的目的是坚要李弟兄作两件事，其中之一是关掉李弟兄在台北的训练。
九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长老聚会期间，英格斯约翰、马伦比尔（Bill Mallon）、以及一些别的人，在欧文（Irving）红苹果旅馆（Red Apple Inn）召开私下的聚会，鼓动对职事的异议。
十 大约从一九八七年，苏民强开始在欧洲暗伤损害李弟兄的职事：
1 发酵逐渐从批评进展到反对，然后从反对进展到攻击；他用气馁的话使一些圣徒不去台北；并且，黑池（Black poo1）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召会的圣徒开始说反对训练、职事、和水流职事站的话。
2 在斯图嘎的聚会期间，苏民强向弟兄们题到他与我的电话谈话，并且同一些长老嘲笑我；这显示反对已经达到什么程度。
3 最后，苏民强强迫他们作成决定，也就是说，他们要全体断绝与水流职事站的联系。
十一 从一九八八年初期，英格斯约翰开始在美国暗伤损害李弟兄和他的职事：
1 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开始，英格斯他开始明确的暗伤我的职事；在私下，他告诉别人未经证实的不道德之事，指责运用控制，定罪一九八六年的同心合意。
2 他和马伦考虑出版一分名为“守望者”的报纸，以反对他们所认为是错误的观念；他们反对使用“新路”这个名词，并且说了许多损害台北训练的话。
十二 大约从一九八八年八月，苏民强和英格斯约翰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公开攻击李弟兄和他的职事：
1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英格斯召集了一次安那翰召会的聚会；他交通了八点，奥图帖也交通了八点；他们说这十六点是安那翰召会的立场；一位自从一九六二年就在恢复里的弟兄后来告诉我，这十六点乃是瞄准我的十六颗子弹。
2 八月二十八日聚会之后不到三周，苏民强在九月十七日与欧洲九处召会的一些带领弟兄们写信给我，指控我和接近我的同工遮掩并容让罪恶，因此他们宣告与我的职事断绝关系；从那时起，苏民强就非常公开的攻击我和我的职事。
十三 从一九八八年底，封志理来安那翰（Anaheim）加强持异议的长老，并暗伤职事。
十四 从一九八九年初，苏民强和英格斯约翰开始要毁灭李弟兄的职事。
十五 一九八九年三月，英格斯约翰脱离在安那翰的召会，而加入从安那翰召会分裂出去的暴乱持异议者。
十六 从一九八九年七月，苏民强、英格斯约翰和封志理，推动在卡波迪诺（Cupertino）成立的分裂。
十七 一九八九年八月，英格斯约翰加入在安那翰的布罗贺斯街（Brookhurst Street）开始分开、分裂的聚会。
十八 苏民强、英格斯约翰、马伦比尔合作出版“话与见证”刊物，公开反对主的恢复和李弟兄的职事，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众地方召会中现有的圣徒身上作工。
贰 对付当前背叛之路，乃是拒绝任何一种的分裂（林前一10），反对一切教训之风，和一切属灵死亡的散布（弗四14，提后二16～17），并将自己从有传染性的人中分别出来，就是要实行检疫：
一 提多三章十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罗马十六章十七节说，“弟兄们，那些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并要避开他们。”
二 弟兄会的人实行把这样的人革除；我们不同意这种实行，但我们学了功课，我们需要实行把传染者隔离。
叁 自从持异议者，如此明显、公开的，甚至借着他们的刊物背叛之后，我觉得有义务向你们陈明主恢复中当前背叛的一切发酵事件，使你们能清楚这一切发酵事件的原因和起因：
一 召会既是由许多有不同认识和看法的人所构成，长久而言，在召会里有时难免会有难处。
二 按照新约的教训，正当的处理这种难处，乃是应当在神圣的爱里，并借着在灵里真实、彻底的交通，带着经常不断的赦免，全然关切的恒忍，自我贬抑的谦卑，满有怜悯的同情，并相互恩惠的帮助。
三 但我们在当前的背叛中所看见的，不是这些超凡的基督徒美德，反而是夸大其辞的批评，凶残的背后谗言，毫无理由的反对，狡猾诡诈的暗伤，邪恶毒恨的毁誉，含有恶意的诽谤，不顾道德的匿名信，怀恨的攻击，恶意的阴谋，诡巧的影射，一口两舌的虚伪，捏造的不实之事，明显的谎言，不顾一切的破坏，以及放肆激烈的毁坏，带着无法想像的仇恨，肉体的嫉妒，不合基督徒体统的报仇。
四 甚至将事实这样陈明出来，对我也不是愉快的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主面前犹豫是否该这样作，我也与弟兄们商量这事；他们鼓励我这么作，为着保守不知情的人，为着恢复受骗的人，为着坚定动摇和受困扰的人，也为着历史。
五 在考虑保罗于提后二章十七至十八节，以及四章十四至十五节对这种事最终所作的，甚至考虑摩西于民数记保留了背叛的完整记录之后，我感觉有义务这么作。
六 我实在仰望主，愿祂怜悯我们众人，并赐给我们丰足的恩典，使我们肯出任何代价，为要保守祂身体的一。
职事信息摘录：
主恢复中当前背叛的发酵事件
本篇信息交通到主恢复中当前背叛的发酵事件，以及对付这背叛之路。借此盼能指出，在当前的光景中我们该取的态度。对于主恢复中当前的难处、背叛与阴谋，我们需要有一个按史实次序的了解。
一九八五年，背叛从香港开始发酵
当前的背叛早在一九八五年由封志理，在香港开始发酵。我特意用“发酵”这辞，因为背叛含有面酵（参林前五6～8，太十三33），而这面酵，这败坏，乃是从香港开始发酵的。香港召会是在一九三八年，借着魏光禧弟兄兴起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受魏弟兄邀请，从上海访问香港召会。以后在一九五○年，倪柝声弟兄到那里，给当地召会带来了复兴。那时，倪弟兄要我从台北到香港，安排当地召会与长老、执事、和同工有关的一切事奉。此后，我在一九五四年访问香港召会，并在一九五五年接受当地召会邀请，有长期训练。一九六五和一九六六年，我再次接受邀请访问当地召会。封志理当时还是一位二十多岁，有追求的年轻弟兄。那时，香港有一位年长的同工兼长老持异议，造成当地极大的难处。一九七○年。封志理参加了洛杉矶国际特会。他于特会后到我寓所，与我交通到香港的情形。并着重的告诉我，他要放弃香港的年长圣徒，而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很强的劝他不要那样作，并切切的警告他，一个召会不能没有年长的一代。
到了当年秋季，那位持异议的年长同工在香港召会造成了风波。一些年长的长老和魏弟兄寻求我的帮助。我遂前往帮助，也要求张晤晨和张湘泽二位弟兄给当地召会有些帮助。那时，魏弟兄和我，以及两位年长的长老，安排封志理在召会话语职事的服事上，协助年长的弟兄们。魏弟兄那时已经相当年迈，在尽他的职事上，无法释放太多信息。由于这种情形，他和其他年长的长老决定，让封志理多在话语上尽职事。从那时起，封志理一面是当地召会的帮助，另一面却是召会配搭的难处，尤其对两位年长的长老，更是为难。我们曾多次讨论到他的难处。张晤晨弟兄、张湘泽弟兄和我，尽力遮盖并成全他，盼望他能接受调整，而在主手中变得更为有用，使召会能从他更得帮助。后来我打发一位比封志理年长的同工，杜焕章弟兄去香港，并且嘱咐他，要带着很积极的目的，尽力帮助并平衡封志理。一九七九年我收到热切的邀讲，要我访问香港召会，我就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到那里，有两周的训练，说到我们的历史。其后，封志理到安那翰来，与职事站起了冲突，使职事站与香港召会之间因着他而有了相当的为难。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尽力挽救受伤的局面。后来，我收到两位年长弟兄之一的信，说，“弟等多年见封兄的野心和脾气，深恐我们退职，港教会由封兄任所爱为。”（注1）在那段期间，封志理对我的职事时有批评。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封志理对我职事的批评逐渐加强。当年六月十七日和八月六日，他在香港事奉者的聚会中，开始公开说批评的话。以下是在他充满暗示的谈话中，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不是跟随一个人。我们不是打电话到安那翰。”“但主好像对我们说了话：不靠大汉，只靠身体。”“只读生命读经不读圣经乃是大错，这是把教会带到歧途上去。”宣称有人说了一些话“是高抬个人，制造教皇。”“今天还有许多人要立王。要代替主。”“有人以为李弟兄就是主的恢复，没有他就没有恢复。”这些话暗示，前述情形真的存在于主恢复中。这些话成了今天背叛的口号。封志埋也错误的指控说，“职事站一直要取教会书室；”“已经二十多年，我们中间人数没有增加；”“在旧金山湾区的情形可说悲惨，”以及“安那翰中文聚会可怕；”我们与大陆情形相似：常搞运动；”“在过去二十年搞许多花样，”以及“每一次新的花样一来，就非跟不可，否则有非常大的压力；”“跟李弟兄身边都是靠涌的人，所作的事都没有结果。”他然后题议：“我们不高举任何人；”“我们不只读一人的书；”“我们是跟从职事。但也不是盲从，我们是有过滤的。”（注2）以上这些话都是带着许多暗示说的。
随后，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封志理经过西雅图时，有更多证据显明，他仍然在散布消极的话语。他忿忿不平，觉得“李弟兄没有立场责备远东的年长同工，因为安那翰召会的光景很不好，”并且他“不同意李弟兄实际的带领；”“我们都应当有自由跟从灵。”他说到“李弟兄的错误，”并声称“在台北所发生的事不是复兴，”在那里的召会不过“救了一些人而已。”（注3）
同时。在这段期间内，他用水流职事站出版的英文恢复译本内文，编了一本新约希中英对照本，并且送了许多本到台北福音书房，要他们出售。他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得我许可使用恢复译本内文，就出版这个对照本。一九八五年十月，我和他谈到这件事，他同意不再出售该书。但迟至一九八六年一月，他仍然在出售该书。
由于这些事情，我决定在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就是在安那翰长老训练的最后一天，和他有敞开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之先，他很紧张，并且告诉陈泽全说，我要把他挪去。事实上，我只是建议他回到香港时，应当向长老们敞开，接受他们的交通。我告诉他，关于出版的事他应当晓得有著作权法，他如果要出版我的文字，就应当和水流职事站多有交通。我也告诉他，虽然他认我为工作之带头者，但他所作所为，使我很难作他的带头者。关于那次聚会，陈泽全见证说，那次谈话的方式充满“关心、关切、和为父的心。”（注4）
大约在那时候，我也告诉他，已往在他的“生命树”杂志上，他用了我的许多著作，却加上很多窜改，而不指明这些是我的著作，是由水流职事站出版的。我一直容忍这件事。但我告诉他，从那时起，他再也不可窜改任何我的著作，并且在他的刊物上应当清楚的交代，这些是我的著作，是由水流职事站出版，并且征得许可使用的。否则我不同意他用我的文字出版刊物。后来他就停止出版那分杂志。
一九八六年三月六日，我写信给香港的四位长老，告诉他们我在二月间与封志理的谈话，并且建议“切望兄等为主之故，完全向封志理弟兄打开，将兄等对他的感觉，无保留的，用爱心逐一说出，加以忠诚劝戒。深愿封弟兄肯接受兄等忠告，使主的恢复不受亏损，使港中教会不受破败，也使他不至失去在主手中之用处，而得蒙主身体的保守。”
刊登此信目的，为作封志理发酵事件以下数点的参考：
（一） 此信所列二十点，说明我拒绝封志理参加一九八七年夏季训练根本的原因。
（二） 这二十点的批评，也揭示了他心中有毒的秘密，给我们看见早在一九八五年，他当前背叛的动机、种子、和灵就已经存在了。
一九八七年夏季，封志理报名要来参加我在安那翰的训练聚会。在该次训练，我们曾出去叩门传扬福音。他来之前，继续在香港严重的批评我，说我“在真理和生命的信息是好的，但是实行并不好，”又说，“众教会因着立即投入（李弟兄）所作的，而落到难处里。”（注6）在他来安那翰参加训练之前，他住在旧金山湾区。在那里他又发出批评，告诉人说，他不同意我所带领的实行，并且不打算参加训练的叩门部分（注7）。当我听见这事，我要水流职事站登记组告诉封志理，我不接受他作受训人，因为我的原则是不训练批评我的人。因此缘故他没有来，但他继续在湾区众召会以及别的地方制造难处，并且继续暗伤我的职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有一位弟兄访问香港时，封志理的指控变得非常激烈，拒绝再与我来在一起，反而说我应当去向他道歉（注8）。这就是在香港发酵的开始。
一九八六年，背叛从斯图嘎（Stuttgart）开始发酵
关于当前背叛在斯图嘎的发酵，是从苏民强身上开始的。一九五○年代，当我在马尼拉时，苏民强在那里还是个学生。我认识他的父母。一九六一年我与马尼拉的青年人有一次上山聚会。苏民强参加了几次在山上的聚会。我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但我对他并不很认识。后来他离开马尼拉，到德国学习医科。直到一九六七年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以前，我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一九八一年，苏民强在台北说到我们历史的特会中见证说，“有一天我读到林前四章十五节，那里说，“你们在基督里，纵有上万的导师，父亲却不多，”我就想起我属灵的父亲—李弟兄。但我不知道他当时在那里。就在那时，丹麦有一位叶翠英（K Jepsen）姊妹写信告诉我，我应该和李弟兄交通，也把李弟兄的地址给我，我就立即写信把我当时的心情交通给李弟兄。”（注9）
当我收到由苏民强签名，称我作“李伯伯”的信，我想起来他就是一九六一年在马尼拉参加那次青年上山聚会的年轻学生。在那封信里，他说他听见我在洛杉矶，与那里的召会在一起，并表明他愿意来见我。我回信说如果他愿意来，我们会欢迎。他在一九六八年夏季来了。那时美国约有一百三十位圣徒，正预备到台湾参加国际特会。最终，他参加了那次特会。以后，他到洛杉矶加入我们年轻人在校园的工作。
他留在洛杉矶学习如何事奉主。因他很有追求，我就开始完全信任他。最后，他结婚了，并在一九七一年有负担回到德国。关于这事，他曾与我们有充分的交通，因为我告诉他，他应当等候一段时间。最后，他想要去，我们就送他前往。他开始在夫来堡（Freiburg）作工，以后圣徒们迁到斯图嘎。在德国的工作扩增，最后我被邀请去访问斯图嘎召会。
一九七七年冬季训练期间，苏民强从斯图嘎告诉我，急需款项购买作斯图嘎会所用的房地产。在那次训练里，我把斯图嘎召会这个需要题出来，结果有美金223，14271元奉献出来，送到斯图嘎。一九七八年初，水流职事站把一些海外录影训练的奉献款转给斯图嘎，帮助他们支付会所的贷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苏民强的阴谋在美国已经形成之后，水流职事站仍把最后一笔奉献款送到斯图嘎。转给斯图嘎的款项共计美金11092863元。加上为购买会所的特别奉献，送到斯图嘎的款项，总数是美金三十三万多元。
我在一九七七年访问那里的召会，又在一九八○、八三与八四年去过。一九八五及八六年春季，苏民强盼望我能去斯图嘎召会开特会。由于我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一九八六年五月，五位弟兄从美国代替我前往。在那段期间，他对我的职事并与弟兄们的交通都很积极。他在与带领弟兄们的交通中很强的见证说，“我们在主的恢复中绝对没有控制，我确信我们的弟兄（李常受）在这件事上是一个独特的见证。他从不控制我们；他从不控制任何地方，他也从不控制任何事物上他又说，“有一个独一的领导，”并说，“领导这件事，需要百分之百的跟从者；”“我们需要操练我们全人，百分之百的跟从，甚至是仔细的、细致的跟从。”关于水流职事站，他说，“我们（需要）为我们这一面的无知与漠不关心悔改…”并说有需要“建立这样的关系；”并说众人应当为职事站和职事站的经理祷告。他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采取“步骤与使徒并与水流职事站有交通，不用太久，我们就会走岔路。”他声明：“凡是职事今天所说的，就是主今天所说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中的这个交通是真心、诚实的话么？还是在假面具背后说出的有系统的谎言？这不是在匆忙时的谈论，乃是在一周的聚会中所表达的一贯态度。当前背叛的发酵是在同年十月，在斯图嘎开始，而交通这话的人在其中是积极的一员，基于此事实，我们很难相信他这个交通是真心、诚实的。如果这个交通是真心、诚实的，而他却能成为当前背叛中最强烈的带头者，这种的变动不定，叫任何人都很难为着主的权益对他有相互的信任；叫任何人也很难在主的工作上长期的与他一同作工。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苏民强与三十九处召会的六十三位弟兄们一同联名写信给我，说他们为着主的负担，与我“完全合一”；并且他们驳斥“向着职事、职事站、和别的召会一切的漠不关心；”他们已经“同意，要紧密的跟从”我的领导；他们“同意，这个领导对我们的同心合意是不可或缺的，并承认在主职事中的一个号声，以及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工头；”并说他们愿意完全将自己交出来，“绝对与水流职事站配搭，承认在主的恢复中只有一个工作。”他们也见证，借着我所打发的弟兄们，“我们里面对神新约的经纶，并对主恢复中新行动的异象，已经得了更新并加强。不仅如此，借着与弟兄们甜美的交通，唤起了我们心里要与主恢复中众召会有交通的深切渴望。”该信以“李弟兄，我们爱你”这句话为结束。
这封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由苏民强和欧、非洲三十九处召会六十三位带领人签名的信，清楚明确的论到访问他们的五位弟兄，说，“借着你所打发的弟兄们的交通，我们里面对神新约的经纶，并对主恢复中新行动的异象，已经得了更新并加强。不仅如此，借着与弟兄们甜美的交通，唤起了我们心里要与主恢复中众召会有交通的深切渴望。”苏民强和六十三位带领人，都称赞那五位弟兄与他们的交通是“甜美的交通”，并认为借着那次甜美的交通，他们在“对神新约的经纶，并对主恢复中新行动的异象”上，“得了更新并加强。”然而，只过了七个多月，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一九八六年冬季训练后），在欧丈与斯图嘎的一位长老乌兰布鲁（Jorn Uhlenbruck）弟兄的一次交通中，这五位弟兄的访问被他看作是“干涉召会”。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苏民强听了那次交通的录音带之后，写信给我说，“（乌兰布鲁）在录音带上所说的话，绝不代表我的感觉，也不代表这里其他弟兄们的感觉。”他也说，他们“都能确定的见证，无论是你（李弟兄）或是你的职事站，在已过都从未控制我们。”但是，一年之后，在他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的信上，苏民强说，“所有在欧洲的弟兄们都能见证，五位弟兄在一九八六年春来此时，极力鼓吹你的职事站—想要把欧洲众召会置于你的职事站带领之下。”后来，我收到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七日，由苏民强和欧洲九处召会二十位带领人具名的另一封信，定罪那次甜美的交通，并重复同样的话，说，“你和你的职事站打发到欧洲代替你的五位弟兄想要…以你的名义，为你的缘故，…把人置于…影响和控制之下。”在此信与前信中所重复的定罪，与我现在评论的信中称赞之辞是矛盾的。我很困惑，不知道在这两个矛盾的断案中该相信那一个。无论如何，他们这两种的断案—头一个很积极，好像明亮的白色；第二个很消极，好像深暗的黑色—指明他们在很短时间内，从一种看法改变到另一种看法。这使我们很难同心合意的在一起为主作工。
不仅如此，在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给我的信上，苏民强说，“腓力斯本生题议我们写一封信，类似于一九八六年初期在橙县长老聚会中，美国的众弟兄们所签名的那封信。…回想起来，我后悔在那信（即我现在所评论的信）上签名，没有忠心的跟随我的良心。事实上，当弟兄们在橙县签了这样一封信之后不久，我们在这里的弟兄们中间也有一些交通，要看我们是否也该那样作，我们明确的感觉没有必要，甚至有几分觉得，写这样一封信是不对的。然而，为了保守“合一”，我们同意腓力斯本生的题议。”苏民强在这里所说那封信，是在美国由弟兄们签名的，其中包括斯图嘎召会来的三位弟兄。这三位之中有两位在一九八六年二月那封信上签了名，也在同年五月，在我现在所评论的这封信上签了名。在这两次签名之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苏民强却在他的信上告诉我，如前所引的话，说，“当弟兄们在橙县签了这样一封信（即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由他们所签名的信（见六九面插入文件之七））之后不久，我们在这里的弟兄们中间也有一些交通，要看我们是否也该那样作，我们明确的感觉没有必要，甚至有几分觉得，写这样一封信是不对的。”他们对在这样一封信上签名，既然早就有这样强的消极感觉，那为什么三位弟兄之中的两位既在美国签了名，又与苏民强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信上签名，违背他们的良心？对他们的行为，他们能作合理、合逻辑的解释么？如果他们的行为如此不合理、不合逻辑，别人怎能信任他们，在主的工作中与他们同工？苏民强解释说，他们在信上签名的理由是“为了保守“合一”。”违背良心而假装合一是不诚实的。合一需要我们看见合一的异象。一个人若没有这异象，却假装与人合一，为了讨好人，这是虚伪，是戴着假面具骗人。难怪这个人会从装假变到反对，甚至变到攻击别人。无论如何，苏民强和六十三位弟兄的确在信上签名，极力称赞五位弟兄与他们的交通，后来他却说，他是违背他的良心在信上签名的。一个人正当良心受搅扰时，能虚假的写出这封信上这样推崇，称赞的话么？他们当时为什么一点也没有显出他们所说良心的为难？反之，苏民强所说的话和他所称良心中的争战相反。
一九八六年夏季，苏民强与职事站之间有一些磨擦。这个磨擦逐渐恶化，而在一九八六年底达到高案。在那时之前，我并不晓得有关磨擦的一些事，结果我没有完全注意这事。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七月，我都保持对他同样的看重和信任，因为我不认为我那时所知道，以及造成磨擦的那些事是严重的。
同时，一九八六年夏季，我决定当年秋季在台北开始有正式训练。为了预备那次训练，我在安那翰召集了一次聚会，并邀请一些弟兄，包括苏民强在内，参加那次聚会。我当时要求他们全体与我一同去台北，帮助那个训练。但我告诉他们，因为我们所要作的事是新的，我们都应当放下我们老旧的作法。我盼望苏民强有分于这个行动。他告诉我，因为他必须在生意上帮助他弟弟，所以他不能去。但是后来他告诉汉森弗雷德（Friedel Hansen）说，“他不在这个训练上有分，是因为余洁麟和韩德璞。”（注10）
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一期全时间训练仅仅开始一个半月后，苏民强在访问台北期间，第一次有了批评。他在那次访问时，留在台北十天。在他停留期间，他说训练教人施浸所用的方式只能行在台北，如果这种事行在德国，那里的人反而要给他们施浸（注11）。他也说，李弟兄在台北训练所作的，只是为着台北，而他苏民强必须考虑全地的局面（注12）。他接着批评那些在训练里带头的人，指责他们把人鼓动起来，又说他们给李弟兄的报告故意使人误解，真实的光景却不让李弟兄知道，并说新路有许多问题，却不让李弟兄晓得（注13）。在他离开台北之前当晚，他与一位带头的长老和一位同工吃饭谈话，再次批评训练（注14）。
大约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英国有些圣徒对苏民强私下的谈话，感到相当为难。后来有少数人到我这里，问我他们该怎么办。
一九八六年夏季期间，在斯图嘎的弟兄们与水流职事站之间有了安排，要在欧文印刷德文书籍。同时，水流职事站也决定在英国设立分站。这两件事苏民强并不赞同。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八日和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他在给我的两封信里，向我表示他对那个安排的不愉快。
虽然如此，苏民强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给我的信里说，他们“都能确定的见证，无论是你或你的职事站，在过去都从末在任何方式上控制我们。我信那从来不是问题。我们一向认为这里的众召会乃是主的工作，也是你职事的工作。神绝不允许我们把召会认为是我们的工作。”他也说，“我会一直宝爱并尊重你的职事。”
然而，在一九八七年夏季之后，从欧洲来的报告又到达我这里；这些报告指明苏民强的谈话使人担忧。他的批评包括的范围很广泛。与他接触的弟兄们也开始说批评的话，说，“我们需要职事，但我们不该高举职事；”“李弟兄被人高抬；”“我们不必说宝贵任何弟兄的话；”“强调职事站，乃是违反我们应当只看重基督与召会的原则。”（注15）在题到一九八七年夏季，在安那翰叩门受浸的人数时，苏民强对一位英国的弟兄说，得着自己的身体总比得着劳斯莱斯豪华汽车好（注16）。换句话说，叩门被比作汽车，召会被比作人的身体。欧洲一处地方的带领弟兄与苏民强相聚之后，开始告诉别人：“在新约里不仅有一班使徒而已，”“各有各的职事。”（注17）那时，另一位从德国访问南非的人，狡猾的说了一些蔑视和消极的话，想要影响别的弟兄（注18）。显而易见的，苏民强在那段时间开始把他对职事私下的不赞同，转为公开的批评，并且想要影响别人同意他。这一切显示，欧洲在那一段时间因若苏民强的讲说，已经起了发酵。
一九八七年二者合并，在美国作工
当封志理在香港作工，苏民强在欧洲作工的同时，二者也开始于一九八七年在美国接触不同的圣徒。封志理曾多次在美国西岸，接触各地不满或无知的圣徒，于一九八八年在诸如黄石公园、太浩湖（Lake Tahoe）等地，花了许多天与他们在一起，散布他的看法和批评，想要从他们得同情。他告诉他们，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说祂要建造召会。他错误的解释主的话，说主要直接建造神的召会，而不需要别人的建造，暗指不需要李常受的建造。结果在主恢复里的一些圣徒中间就有了发酵，产生了批评，持异议的态度。另一方面，苏民强在一九八七年开始在美国东南部接触一些圣徒，对他们有消极的影响。有一次他曾在电话上与一位弟兄谈了四到六小时，表达他感到困扰的一些事（注19）。他也借着电话，开始与南加州的英格斯约翰（John Ingalls）以及别人有交谈。从这一切事上看，发生于香港和欧洲的发酵，很明显的也开始在美国作工。在那整个时期内，他们这些交谈都是向我隐藏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积极的在我背后作工。
在这一切之外，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在马伦比尔（Bill Mallon）身上。他是美国东南部一位同工。我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安那翰长老训练聚会里，对所有与会者清楚的说，凡想要使用水流职事站材料的，应当写信给职事站得着许可（注20）。然而马伦将他在那次长老训练信息所记的笔记，印刷分发给人，而没有得着职事站的同意。职事站就写信给他，要求他停止，并将分发出去的收回。他对这事很不愉快（注21）。
一九八七年秋，马伦变得消极起来。他在离开召会生活和召会聚会好几个月之后，开始接触圣徒。他告诉别人：“在主恢复里正发生一些严重的事，”并且“由于这些事潜在的危险，”其结果是“李弟兄最后可能不得不退出美国上所以他在发出警告；又说职事站运用“控制”；“人的意志”被“霸占”；并且有“不道德”的事出现（注22）。因此，到了一九八七年秋，美国国内许多地区已经有发酵发展出来。
一九八七年秋，在美国东南部，发酵发展成为阴谋
一九八七年秋，这个发酵最终发展成为阴谋。从美国不同地区来的弟兄，开始在一起作暗伤的工作，要影响别的带领人。这一切都是在暗中作的。大约在那时，英格斯到亚特兰大（Atlanta）访问马伦。马伦带他到乡下，花了几天与他在一起，说服他接受了马伦的不同看法，最后得着了他。据我所知，直到那时为止，英格斯还没有说任何消极或批评我的话。反而在一九八一年初，英格斯在纽西兰讲了一篇信息，其中他把倪弟兄和我比作是撒迦利亚书里的两个油子（注23）。这些信息后来编辑刊登在芝加哥的“初熟果”和菲律宾的“新人”杂志上，其中的一点把倪弟兄比作看见异象的摩西，把我比作领百姓进入美地的约书亚（注24）。
至一九八六年三月，英格斯在墨西哥城的一次特会里，很强的为着同心合意以及职事说话，他说，“当你离开了职事，你就是离开了你起初的爱；”当我们离开了职事，我们就已经堕落了；”“职事把生命树带给我们；”“职事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忠信以至于死；”“当我们接受职事…我们就得着隐藏的吗哪；”“职事对我们就像晨星一样；”“主是借着职事回来；”“职事把七灵带给我们；”以及“借着持守职事，我们就成为非拉铁非。”
一九八六年二月长老训练，我释放了同心合意的信息，仅仅一个月之后，这篇信息就释放出来。这显然很强的印证了我的信息，显明讲的人向着我的职事是非常积极的。
还有什么人能比他向着我的职事更积极？但是在讲了这篇信息仅仅一年半之后，他竟然成了当前背叛中的带头者之一，有分于反对我职事的阴谋。他竟然有这样激烈的改变！这是无法相信，也是不合逻辑的。
然而，当英格斯约翰从亚特兰大回到橙县之后，他在态度上有了明确的改变。他开始在这个阴谋里成为积极的一分子。
他回来后不久，打电话给顾勒尤金（Eugene Gruhler）弟兄，题到他所接触的一些弟兄们的名单。苏民强是其中之一。在他给顾勒的电话上，英格斯题到许多项目。有一项是台北的训练必须关掉。另一项是水流职事站的经理必须撤职。他也说到众召会现今成了为着职事，而非职事是为着众召会；又说新路不是建造召会的路（注25）（参看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他辞去长老职分时所说的话，那时他说“所谓的新路，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注26）。英格斯题议一些弟兄在一起聚集，交通这些项目。当顾勒弟兄建议到安那翰来在一起交通，英格斯拒绝了，说他们情愿到无人认识他们的城去，住在旅馆里，在那里聚会（注27）。换句话说，他要使这些聚会在暗地里举行。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头一个周末期间，顾勒还在蒙大拿州布特（Butte）时，英格斯再次打电话给他，建议在德州厄尔巴索（El Paso）一个旅馆里，与格雷富瑞（Ray Graver）有一次联合聚会。英格斯已经打电话给格雷富，邀请他去厄尔巴索有一次秘密聚会，但格雷富拒绝了英格斯的题议。顾勒再次题议，这个聚会或是在欧文，或是在安那翰，或是在丹佛（Denver）。英格斯又拒绝了这个题议。这显明他们有意尽力把事情隐藏起来，而不要有公开的交通。但英格斯仍然在从事新约的恢复译本的工作。一九八七年十月，当他在作那工作时，他和另一位翻译者以及职事站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他辞去编修恢复译本的工作。
一九八七年秋，马伦比尔也在不同地方私下接触了一些弟兄。他于十月间在奈西维尔（Nashville）接触李特尔约翰（John Little），当时他承认已经与全国各地许多弟兄们谈过话。他也定罪台北的训练以及水流职事站（注28）。当李特尔约翰向他题到自己在台北积极的经历时，他一点也不敞开听李特尔的话（注29）。他告诉李特尔，他有一个已经设计好的计划。马伦于十一月接触在迈阿密（Miami）的弟兄们，告诉他们在美国的众召会“不好”；台北的情形也“不是很好”；并且“事实上有一种阶级制度；”“众召会已经过于为着职事。”（注30）借此可见，甚至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回到美国之前，发酵已经发展成了阴谋。
一九八七年，罗斯密（Rosemead）加入国际性的阴谋，背叛主的恢复
罗斯密召会是起源于洛杉矶召会的艾尔登会所（Elden Hall）。一九六五年，洛杉矶召会搬到艾尔登会所，以便扩增。一九七○年，有了第一次移民，主要是从洛杉矶移出。后来，在一九七四年，一大部分圣徒从洛杉矶搬到橙县。一小部分圣徒留下，成为洛杉矶召会的第一会所。在那段期间内，我安排哈第棠（Don Hardy）、王智仁、和关同安在长老职分上，帮助张宜纶弟兄。我也指定朱永乾作同工，在话语职事上帮助那里的召会。
大约在一九八二年，洛杉矶召会的第一会所搬到蒙特利园市（Monterey Park）一带，后来他们在罗斯密买了一块地，在那里建造了日前的会所。在罗斯密买地盖会所，以及设计会所的事上，带领弟兄们曾与我商量过。艾尔登会所和艾尔登住所（Elden House）都已经卖掉，现金全部转给罗斯密。水流职事站也赠给当地召会美金十万元。那里的召会生活从开始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当地的召会一直都和我维持美好甘甜的交通。一九八五年，张宜纶弟兄到主那里去。
一九八六年冬，王智仁和关同安二位弟兄到我这里来问我，包尔弗兰西斯（Francis Ball）弟兄是否能加入他们那里的长老职分。我对他们的建议觉得很好。故此，包尔弟兄在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由关同安和工智仁在一个主日早晨聚会中介绍给罗斯密的圣徒。不久之后，由于台湾的需要，包尔弟兄就去了台北。
头一次的背叛是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发生于罗斯密。在九月圣盖博谷叩门节期之前，被邀请来帮助节期的李仲伦与何忆民二位弟兄访问朱永乾，他是在罗斯密华语聚会里主要讲道人之一。他们发现朱永乾对恢复和我非常消极且满了批评。朱永乾的妻子告诉这两位弟兄，我老了，并且被一群年轻人包围，使我失去了方向。她也告诉这两位弟兄，“我们与全世界有联结。”（注31）在叩门节期中，这对夫妇以及一此与“他们一起的人，仍然批评那个行动。朱永乾的侄儿朱永义，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告诉唐晴川说，他们（即朱永义和那些与他一起的人）有了全球的联结，并且在恢复中一些带头的同工已经聚集（或打算要聚集）在一起，在一两周之内就会有公报出来（注32）。他这话的意思是说，背叛的不仅是在罗斯密的人，还有别的人。这也指明，当时早已经有了阴谋。在这期间，朱永乾、朱永义、以及那些赞同他们的人，很强的定罪一切要有交通的努力，将其视为干涉，并且开始孤立他们自己，不与那一带其他的召会来往。
当我晓得罗斯密有了问题时，我要求包尔弟兄回去帮助那个局面，因为他是当地的长老之一。那时，我打电话给王智仁，指明我从未安排朱永乾作长老之一，但我的确指派他在话语上帮助洛杉矶召会，我仍然盼望他在罗斯密召会能照样尽功用。然而王智仁告诉朱弟兄，我停止了他的长老职分，却没有告诉朱弟兄，我仍然盼望朱弟兄在话语职事上有帮助。
后来，王智仁在一次聚会里辞去长老职分，在他辞职的声明中，他给人的印象是我停止了朱永乾的长老职分，而从那时以后朱永乾不再是长老了（注33）。这完全与我告诉他的不符。不仅如此，他没有指出，我曾告诉他我仍然盼望朱弟兄继续在话语职事上尽功用。我就再打电话给他，向他指出这两件事，并请他在下个主日早晨聚会中更正这事。然而，他从未这么作。这样，他就留给人一个错误印象，是我停止了朱永乾的长老职分。
从那时开始，在不同的时间，几种匿名信和小册子开始出现。它们是由在安那翰一些与罗斯密背叛者有关联的人发出的。这些匿名信和小册子充满了对我的谎言、诽谤和毁誉。大约在这时候，在罗斯密的聚会为背叛的人所霸占。在他们的聚会里，他们公然的羞辱关同安和包尔弟兄，想要把他们除去。
一九八八年三月，我同时打电话给朱永乾和王智仁，要求与他们交通有关罗斯密召会的问题。王智仁起初题议，最好我们一同与罗斯密全召会以及橙县华语带领弟兄们来在一起。他题议我们在下一个主日早晨这么作，我也同意了。他答应通知全召会，我也答应通知橙县华语带领弟兄们。但王智仁在次日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要保持召会平静一段时候，过了那段时候我们可以有这个聚会。对此我同意了。
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罗斯密召会董事会写了一封信给包尔弟兄，也写了另一封信给关同安这两位长老，告诉他们：“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起，你们不可再涉足于罗斯密召会会所的地面，”又说，“倘若你们（包尔弗兰西斯和关同安）不遵从指示，我们（董事会）将采取一切适当办法，强力驱逐你们出去。”在给包尔弟兄的信中，他们指责说，“罗斯密召会的自治权”已经“受到破坏”；他们并且把我的职事指为“另外一个超越地方之人的“职事”，这职事近来无所事事，只有梦想、人为的想法、报告、数字、统计、宣传和谎言（注34）。在他们中间，我被定罪为教皇；他们有些人说，他们在生命上曾从我得了极大的帮助，但他们不愿有分于李常受的“系统”。这就是罗斯密召会的背叛。
一九八七年秋，英格斯约翰（John Ingalls）勾引别人加入他们的阴谋，并在南加州一些弟兄们身上作工
从一九八七年九月，到当年年底我从台北回来时，英格斯约翰开始勾引别人加入他们的阴谋，并开始在南加州一些弟兄们身上作工。他开始邀请南加州的弟兄们在他家中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乃是谈论一些所谓“真正关切的事”（注35）。在这段期间，他也多次打电话到斯图嘎。在同一时间内，苏民强也与橙县别的弟兄们谈话，表达他持异议的看法。有一个人非常受到影响，在他与苏民强在电话上谈了一小时之后，他立即“明显的受到震惊”，并且说，“你简直无法相信苏民强所说的事。”（注36）事实上直到那时，这人对新路一直是很积极的。不久，有些人看见，在这些所谓关切的事背后，还有别的事。有对新路的怀疑；对台北训练的怀疑；最终，对李弟兄的带领和职事的怀疑。有些话大意是说，我已经老了；当主的执事老了，他们就开始犯错误（注37）。
另一位当时深受影响的人是圣地牙哥（San Diego）的史密斯约翰（John smith）。在那时以前，史密斯曾在一九八七年初期去过台北。我们为他预备了特别的房间，使他住在那里时作我们的贵宾。在那段时间里，他是很积极的。他告诉我，他身体觉得很好，他的病也好了，他愿意留在台北。但我告诉他。最好他还是回去。后来，他写信给水流职事站的经理，向他道谢。但在七个月之内，他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事实上，史密斯十九年来一向是很积极的。突然之间，在短短半年之内，他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这主要是由于英格斯在那段时间内在他身上的勾引和作工。
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共谋的弟兄们都没有与李弟兄交通到他们所关切的事
一九八七年秋，当苏民强、英格斯、马伦、以及别人在筹画阴谋时，我从台北打电话给英格斯。在电话谈话中，他并没有题到任何他所关切的事，也没有题到任何他们正在作的事。
我也不知道马伦在美国东南部积极的接触人。他曾在十一月十七日写信给我，告诉我他要从工作中退去（注38）。我为这事打电话给他，后来他在十二月十六日又写一封信给我，列举他的抱怨。他在这封信里说，“合一与交通已经被人狡猾的滥用，为要集中权力基础，好控制别人。这就是我们所称的阶级制度；”又说，“芥菜种长成了阶级制度的树，由枝子运用高压手段来控制；”“有一种暗中的压力从压迫人的阶级制度及其一切分枝而来，要征服、控制、并接管。”（这一切全是毫无根据，未能证实，弯曲错谬，造谣中伤的指控）。然而，他并没有告诉我，有关他接触任何弟兄的事。我不知道在他写信给我以前，他早已经广泛的与弟兄们在不同地方举行了秘密聚会。这些弟兄们若真正关切，他们为什么不肯到我这里来？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秘密聚会？在某一个时候，他们安排了秘密聚会，并且在橙县韦恩约翰（John Wayne）机场附近的大使旅馆（Embassy Suites Hotel）订好房间。最后，他们取消了预订的房间（注39）。这一切所作的事都是为了不使我知道这些聚会。
当我收到马伦的第一封信，我还不知道英格斯那时早已经与马偷有了多次接触。所以我打电话给英格斯，告诉他我收到马伦的信。以后英格斯到我这里来，告诉我马伦在经济上有困难，并且他的女儿有病，他需要经济上的帮助。我就要职事站赠送一笔款给马伦，以帮助他。
马伦的第二封信，没有用合式的交通表达他的关切。那一封信反而传达许多基于谣言、闲话、和误解的事，带着控告的口气。
同样的，在那段时间内，苏民强也没有写信或打电话给我，向我表达他的关切。一九八七年十月，在台北节期期间，负责台北训练的弟兄们打电话给苏民强，邀请他去台北。在谈话中，他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他所关切的事。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旬，当李弟兄从台北回来时，英格斯约翰与另外三人来见李弟兄，主要的目的是坚要李弟兄作两件事，其中之一是关掉李弟兄在台北的训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旬，我从台湾回到美国之后，三位弟兄—英格斯约翰、奥图帖噶夫瑞（Godfred Otuteye）、纳克艾尔（Al Knoch）约好时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因为每逢我离开一长段时间之后，我回来时都很高兴接待弟兄们有交通。在约定的时间一个多小时前，英格斯打电话给我，问我他们是否可以带从别地方来的第四位弟兄，一同来看我。我同意了。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一位已经加入了他们的阴谋。在我们的聚会中，英格斯对我说，职事站的经理“必须走！”陪同这三位的第四位弟兄对我说，在台北的训练必须打得粉碎。英格斯也说，在台北的训练被用来控制地上的众召会，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众召会需要向职事站报告他们聚会的时间。他们告诉我，所有从台北受训练回来的人，有的灰心到一个地步要离开，有的失望了，还有的就是不与别人合作。
我后来发现，当这些弟兄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斯图嘎召会当晚在为这事祷告（注40）。这显示他们是在阴谋中，否则他们为什么不请求安那翰召会为他们祷告？
我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去欧文之前，曾与南加州带领弟兄们有一次长老聚会。在那次聚会中，史密斯约翰站起来说，数字并不代表什么，接着他题到一些事，诸如统计、预算、工作和活动等。那时罗斯密早已经背叛，这种话乃是重复那里所指控的话。听了橙县长老聚会一切的交通之后，我知道整个局面已经被英格斯毒害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长老聚会期间，英格斯约翰、马伦比尔（Bill Mallon）、以及一些别的人，在欧文（Irving）红苹果旅馆（Red Apple Inn）召开私下的聚会，鼓动对职事的异议
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欧文冬季训练开始前，我们举行了三次长老聚会，在那些聚会里，我至少两次很强的警戒说，“我盼望你们有些人要宝贵你们在主恢复里的光辉历史。”我当时是盼望我这话，在与主恢复的关系上，会帮助这些弟兄们。在那些聚会中，我给长老们时间向我指明，他们是否仍然需要台北的训练继续训练从美国去的年轻人。许多人回答说他们需要。那些好几个月来一直私下说消极话语的人，在众长老面前没有一人照样说消极的话。英格斯后来指责顾勒说有关训练积极的话（注41）。
正当长老聚会在进行时，英格斯和马伦，以及一些别的人，在欧文红苹果旅馆召开私下的聚会，鼓动他们对职事的异议（注42）。长老聚会之后，英格斯来见我。他坐下来，以非常谦卑的态度告诉我，过去二十五年里，他的一切都是从我接受的。但他没有告诉我，任何有关他们在长老聚会期间在红苹果旅馆举行聚会的事。
三次长老聚会之后，我邀请马伦比尔弟兄与另外五位弟兄到我在欧文的寓所里有些交通。我在交通中说，“比尔弟兄，在你给我的信（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你指责职事站建立了阶级制度。请指给我一个真实的例子。在何处有这样一个真实的阶级制度？我要第一个去把它拆毁。”他无法向我指出这样的例子，但他说有这样的“趋向。”
大约从一九八七年，苏民强开始在欧洲暗伤损害李弟兄的职事
当这样的阴谋在美国进行时，苏民强开始公开暗伤我的职事。发酵逐渐从批评进展到反对，然后从反对进展到攻击。他用气馁的话使一些圣徒不去台北（注43）；并且，黑池（Black poo1）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召会的圣徒开始说反对训练、职事、和水流职事站的话（注44）。
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斯图嘎举行的国际特会中，苏民强想要说服带领弟兄们采取反对我的立场。从南非来的汉森弗雷德弟兄曾被邀请前往。当我们在欧文举行一九八七年冬季训练时，我收到一封从德国水流出版社（Verlag Der Strom）—即斯图嘎召会书室—写给职事站的信。因为那是一个副本，所以我知道那是为着事务的，应当由职事站处理。所以我就没有处理那封信。我回到安那翰清理了我必要的工作之后，就有一点时间读那个副本。我发现斯图嘎召会书室要职事站付给他们13702650马克。我立即打电话给苏民强，并在当天寄给他们全部款项，盼望这会帮助当时的局面。我也问苏民强，他们是否仍然需要更多现款，并告诉他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我会寄给他。他告诉我没有需要。这件事就发生在以上所题，苏民强在斯图嘎举行的聚会之前。
在同一次电话谈话中，我也告诉他，我愿意在一九八八年春去履行我的应许，完成我所讲神新约经纶的第二部分，并且满足他们在过去三年里一再的邀请，使我能完成所讲的神新约的经纶。但他并不同意。
在斯图嘎的聚会期间，苏民强向弟兄们题到他与我的电话谈话，并且同一些长老嘲笑我（注45）。这显示反对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他述说那次的谈话，为了给人印象说，是我求着要去，并说我“崩溃”了，并且“震惊”到一个地步，“李师母不得不接过电话，”而我不能继续谈话（注46）。（事实上，由于我患鼻窦炎，我的声音不清楚。结果我要李师母在电话上逐句的重复我的话。但我是相当的健康而强壮）。最后，苏民强强迫他们作成决定，也就是说，他们要全体断绝与水流职事站的联系。苏民强也指控一九八六年从美国到斯图嘎去的五位弟兄是去窥探他们（参考欧洲与非洲三十九处召会在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写给我的信，他们在信中认为那五位弟兄与他们的交适是“甜美的交通。”—见插入文件之四）。次日，当苏民强发现汉森弟兄拒绝有分于他们的异议，他就花了六个小时与汉森弟兄在一起，告诉汉森弟兄不要担心，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又说李弟兄就像是他的父亲一样；他打算去参加夏季训练，弄清楚所有的问题；并说一个人不能为着五十四岁儿子的行为，而责怪八十四岁的父亲。由此，这位汉森弟兄知道，苏民强并不诚实（注47）。
从一九八八年初期，英格斯约翰开始在美国暗伤损害李弟兄和他的职事
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开始，英格斯在沙罗特（Charlotte）、格陵斯堡（Greensboro）、洛利（Raleigh）、迈阿密、凤凰城（Phoenix）、圣地牙哥、长堤市（Long Beach）、尔湾（Irvine）、亨丁顿滩市（Huntington Beach）、安那翰等地，或是私下或是公开的举行了一连串的聚会。在那些聚会里，他开始明确的暗伤我的职事。在私下，他告诉别人未经证实的不道德之事，指责运用控制，定罪一九八六年的同心合意（见李特尔约翰有关英格斯约翰和马伦比尔的见证（二），一五二面）。并推荐兰格（G H Lang）所讲有关地方自治的书“神的众召会”（注48）。他在洛利，后来又在凤凰城，告诉弟兄们说，“李弟兄如果知道我在交通这些事，他不会高兴。”（注49）但他继续他消极的谈论。他和马伦考虑出版一分名为“守望者”的报纸，以反对他们所认为是错误的观念。他们反对使用“新路”这个名词，并且说了许多损害台北训练的话。英格斯说，我们的福音工作百分之百的是出于肉体。后来他又说，为了公平起见，或许应当说百分之七十。他们说到以基督为中心，暗指有其他的事物成了中心。有人题起挪亚和他儿子的事例时，英格斯为自己辩护说，那个事例不适用于他。他说他已往一向是个“唯唯诺诺的人”，但他不愿再作这样的人了（注50）。
截至目前为止，这四百十九位签名人中，就我所知只有大约六位收回他们的签名。这六位中有一位是英格斯，他说我“把这封信看作是誓约”，并且把这封信当作是“保证”。英格斯或马伦说，我“把这封信向着弟兄们举起来，提醒他们签了名”（见李特尔约翰有关英格斯约翰和马伦比尔的见证（二），一五二面）。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欧文一次长老训练聚会中，我的确对在场背叛的人，特别是对英格斯和马伦，警告过，说，那一封于当时一年零十个月前的信，按照该信所写的方式，可以看作是一个保证。在那个警告中，我向他们至少两次高声说，他们“应当宝贵（他们）在主恢复中的光辉历史，”盼望他们接受主的怜悯和恩典，转离他们背叛的光景。但我从未把该信看为誓约。英格斯和马伦都是五十多岁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有清明的心思和坚强的意志。他们既是这样的人，一同有分于起草该信，又在神前庄重的在信上签了名。我不认为那是顽皮小孩子的游戏，我对该信的确抱有期望，为着主的恢复，恭敬的信靠该信。多么可悲，过了二十二个月，在不到一千日之内，他们竟像反背之弓，把箭头转向射箭的人。这远出乎我所意料。他们自食其言，忽视他们所接受并承认的真理；不顾他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不是在两天半里），所宝爱、高举、推展的主的恢复；行事不像君子，反而是密谋毁坏我职事的不真诚之人；不看重他们在那忠信之主前的忠诚；并且起了改变，暗中勾引别人加入他们在黑暗中的背叛，遂行他们的计谋。
当该信递给我，而得到我注意时，我多少有些担心签名的弟兄们不完全认识他们信中所说一些话的意义。所以我回覆他们一信，表示我对该信之恳切、真诚、忠信的关切。这封回信刊登于后：
参加一九八六年二月长老训练的弟兄们收
亲爱的弟兄们：
收悉诸位于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信及签名册，至感。深感亏欠，迟延至今始得暇覆函致谢，至感诸位签名信中所表之意。
与职事为一乃重大之事，其影响极为严肃。其适切定义非为跟从任何人，任何道理，或任何运动，乃按主异象而与主今日之行动为一，并无高举任何人，或推动任何工作之内在因素。愿主怜悯并施恩与我们，不使此一举动遭人误解、误用，予仇敌撒但有可趁之机，而阻扰主今日之行动。甚愿此一举动合于主用，吞灭一向存在，甚且于过去已存在我们中间一段时日，不合一之毒菌。愿主记念诸位所致美意，并祝福诸位在祂里面之劳苦。
在基督里 你们的弟兄李常受启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
这封回信是以交通方式写的，含有很强用意，要使签名弟兄们对与职事为一的正确定义，有深刻印象。按照其中措辞，我的覆信向弟兄们指出，他们信中所表达与职事为一的方式，可能会被一些人误解或误用，而造成难处。我说这种误解或误用，很可能围绕在高举一人的想法上。有虑于此，在覆信中我提醒签名的弟兄们，与职事为一的适切定义，乃是与主的行动为一，“并无高举任何人，或推动任何工作之内在因素。”因此，在我覆信中所表达的，可视为警告。我给这个警告，或许是因为当时我里面的直觉。无论如何，当前背叛的情形已经真实的应验了我的警告。主宰的主凡事都知道，并主宰一切的事。赞美祂！
由四百十九位弟兄签名之信的全部意义，乃是向我保证，他们为了主的恢复，愿意并忠实的保守同心合意。如今以上所题那六位，因着他们不稳的体认，有了变动。无论他们的体认是什么，没有人能否认，照着神圣的话语，同心合意不仅是对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使我们能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在一起工作。在我们中间，不该有人称义或推动主行动中的不一与不同。
在一九八八年二月或三月那段期间，苏民强去亚特兰大，表面上是照顾马伦的女儿。当他在那里时，他散布了更多损害的话。当一些有阴谋的人聚集在格陵斯堡时，苏民强打电话给马伦，述说他四天前（三月三十一日）与我在电话上的谈话，说他很难相信我的话。他也向马伦题到他最近在欧洲与带领弟兄们的聚会（注51）。
一九八八年夏季训练后，英格斯、奥图帖、纳克来见我。奥图帖向我保证，英格斯没有反对我。英格斯在迈阿密讲道时，题到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得罪主，说从一九七四到一九八七年这十三年间，没有主的说话。他也说那些因着叩门受浸的人乃是以实玛利。但是当我问奥图帖和纳克，他们曾否听过英格斯在安那翰之外的讲道录音，他们说他们没有听过。
一九八八年七月一个晚上，英格斯、奥图帖、纳克来见我。我们坐下之后，纳克说，在恢复里有了分裂，并说不幸的是双方互相怀恨。然后他题议我写一封邀请函，邀请带头的同工长老来在一起，先有祷告，然后按照圣经来查考这个局面，并且有交通。奥图帖同意纳克的题议。我说这样的题议很好，但我不愿意写这封邀请函，因为我在领导这事上被人指责。奥图帖和纳克就说，如果我不肯写邀请函，没有人能写。最后我们结论说，由我写邀请函，而由他们三人一同具名。他们都同意了。我们也决定了应当邀请的人名。正在这一刻，英格斯说他累了，他要回家去休息。他说我们弟兄们可以安排所题议聚会的时间。因为纳克和奥图帖订了行程，要在不同的日子去欧洲，所以很难定下一个时间，使他们两人都能参加所题议的这个聚集。奥图帖和纳克说，他们要回去和英格斯定一个日期。然后英格斯在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还没有定下日期，但他们会定好日期，并且让我知道。但甚至到今天，他们还没有让我知道。
大约从一九八八年八月，苏民强和英格斯约翰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公开攻击李弟兄和他的职事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再打电话给苏民强，切切的请他来和我交通。他说在冬季训练之后，他会这么作。但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写信说他不会来，因为他从散布的闲话中听到一些谣言。
一九八八年春，我在电话上再次请他来我这里，并且有些交通。他告诉我他会在夏天到安那翰来，并强调说，他会来安那翰探访他的家人（参考他对汉森弗雷德说的话：“他打算去参加夏季训练，弄清楚所有的问题。”）我说我们可以在那时花时间在一起。他同意了。
他在七月到安那翰来，但他没有和我接触。他到达一周之后，我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到我这里来。他第二天来了，我间他是否有什么基本的问题，他告诉我没有。我题议说，既然没有什么基本的问题，我们应当忘记过去。他同意了，并且告诉我他将在几天之内离开安那翰。
然而，他留在安那翰一段较长的时间，在一些圣徒身上作工。他很积极的与一些个别的人谈话，企图影响他们，并对不满的人说消极的话，从他们那里收集谣言和谎言。他也举行了聚会；关于这次聚会，一位与会的姊妹在写给一位弟兄的信上说，“…包括英格斯和奥图帖在内，我们有三十五到四十位与苏民强聚在一起，他为了我们的缘故留在这里昼夜劳苦，而不回去。”在我与他相会之前，我很不愿意相信苏民强在背叛。我的妻子和我都很宝贵他并信任他。但从那次接触中他对我们的消极态度，我知道他是有意的在攻击我。
他回到欧洲后不久，当他还在英国时，他又攻击我。在曼彻斯特一次私下交通中（在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他谈话到半夜以后，向弟兄们叙述他所听到的谣言和谎言（注52）。他违背了所允诺的，没有停止消极的谈话。后来，有四位弟兄从欧洲到南加州来收集资料。他们没有与我，或与任何他们后来所指控的同工有接触。他们反而只接触了不满和诽谤的人。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英格斯召集了一次安那翰召会的聚会。他交通了八点，奥图帖也交通了八点。他们说这十六点是安那翰召会的立场。一位自从一九六二年就在恢复里的弟兄后来告诉我，这十六点乃是瞄准我的十六颗子弹。这些点，特别是英格斯的八点，并没有直接的攻击我，乃是用间接的暗示说到我（注53）。这次损害我职事的话，后来经过修订并邮寄给许多地方。在该次聚会之前，英格斯告诉林祥辉（安那翰长老之一），他原来考虑只交通一点点，但在与苏民强电话交谈中，苏民强告诉他，把全部交通出来（注54）。
八月二十八日聚会之后不到三周，苏民强在九月十七日与欧洲九处召会的一些带领弟兄们写信给我，指控我和接近我的同工遮掩并容让罪恶，因此他们宣告与我的职事断绝关系（注55）。从那时起，苏民强就非常公开的攻击我和我的职事。为了企图更进一步破坏我的名誉，他在电话上把前述他们宣告断绝关系的私人函，读给安那翰一位闹事的弟兄（注56）。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九日主日早晨召会聚会中，这位弟兄公开宣读那封信函。后来，那次聚会的录音带被分送给许多召会（见附录壹至伍）。因此，给我的私人信件被广泛的公开，目的为要破坏我的名誉。
英格斯在八月二十八日宣布反对我的那些点，给捣乱者开了门，进来开始打断聚会，破较我的名誉，把我的书从售书架上摔掉，并且在聚会中散布反对我的匿名文件。
从一九八八年底，封志理来安那翰（Anaheim）加强持异议的长老，并暗伤职事
一九八八年底，封志理来安那翰加强持异议的长老，并暗伤职事。他除了与长老谈话之外，也与一些圣徒谈话，告诉他们说，他要报仇；又说我的方法就像中国的毛泽东；水流职事站在谋画，要把英格斯和纳克从长老职分中除去；在新约里没有代表权柄；我是教皇；接受我职事的召会都不是地方召会，乃是“职事的召会”（注57）。这一切的话最终都报告给英格斯。英格斯非但不处理这事，反而发了一封公开函，在其中为封志理辩护（注58）。不仅如此，他也拒绝整顿包括匿名信和单张等任何不合式的事，却辩称匿名信和单张的内容是事实。那些听了封志理消极话语的人，要求与英格斯面对面聚会（注59）。英格斯告诉这些圣徒他没有时间。但他却有时间离开安那翰，与封志理去南旧金山讲更多篇信息，损害并毁坏我的职事，把我描绘作老以利。最后，英格斯被圣徒逼着安排时间，在二月九日晚上应许圣徒与封志理有聚会。然而，在当天早上，封志理飞回香港。然后，当圣徒在当晚要他打电话召封志理到聚会来，英格斯告诉圣徒说，封志理已经回香港了（注60）。在此之前，英格斯曾在一次主日早晨聚会里考虑说，“不干了，”也就是说，他要辞去长老的职分（注61）。封志理的来访，加强了他，并延长了一段他暗伤的时间。
封志理回香港后，他在三月底有一次特会，大约有二百位青年人与会。在那次聚会中，杜焕章与封志理合作，说出很厉害批评的话，说，“有一班人故意的鼓动人高举一个人；”“最近我们面临一种运动，”类似中国大陆的运动；“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以台北为中心；”是“显然出于肉体的；”并说，“有一班人榨取弟兄姊妹敬虔的心，用作他们得利的门路。”他更进一步说，“钱数和细节还不是完全清楚，但已经相当清楚了。这些事迟早会公开。我很难过他们玩弄弟兄姊妹奉献的心愿。”他也说，“有一班人结党，”“指挥工作，要众教会也结党，顺服最高的党。”（注62）
从一九八九年初，苏民强和英格斯约翰开始要毁灭李弟兄的职事
一九八九年二月，顾勒弟兄与纳克弟兄有一次谈话，在谈话中纳克承认，持异议的人“不会满足，除非他们把李弟兄打倒。”（注63）同月，苏民强在都柏林（Dublin）讲道时，“把我比作教皇。”他说，“因为所有的使徒都是借着他（李常受）产生的，他们都要服在他下面，向他鞠躬，这是不应该的。”他说，“每一个使徒都有他自己的职事。”不仅如此，他也说，“自从一九七六年，召会生活就走下坡了。”（注64）英格斯在三月开始说，“主恢复的性质改变了，”又说，有一种情形，就是“对代表权柄过度的强调并加以曲解。”（注65）
一九八九年三月，英格斯约翰脱离在安那翰的召会，而加入从安那翰召会分裂出去的暴乱持异议者
三月五日，安那翰召会举行他们每年度的法人团体会议。虽然他们努力要以另一位同情他们看法的年轻人，取代董事会董事之一的陈实。但票选结果是一百九十五票赞成陈实，六十九票赞成另一位弟兄。这对英格斯很清楚的指明，召会大多数人不愿附和他。结果，英格斯和纳克在三月十九日自行从安那翰的长老职分中退出（注66）。有些暴乱的持异议者，开始与他们一同离去。然而召会并没有把他们剪除。英格斯辞退后的次日，就飞往斯图嘎与苏民强会合。在那时候，封志理也带着几位年经弟兄从香港去到那里。马伦和少数弟兄也从美国东南部前往。他们决定要在七月执行他们在旧金山一带和南加州的毁坏工作，这是封志理向曼谷的圣徒所报告的。事实上，他们的确这么作了，在下文可以看见这一点。从那时起就很清楚，他们是在开始形成分裂。
从一九八九年七月，苏民强、英格斯约翰和封志理，推动在卡波迪诺（Cupertino）成立的分裂
一九八九年七月，苏民强在南旧金山举行特会。英格斯、马伦、以及少数别的人也在那里。他们发起特会，并没有与湾区任何其他召会交通。他们没有接触那里有带领弟兄们。这些持异议者却个别的通知了圣徒们。在那次特会里，苏民强很强的反对代表权柄，并且说他要质问使徒保罗在林前四章十五节的话，在那里保罗说，他生了哥林多人（注67）。由于那次特会的结果，一些在圣荷西（San Jose）的人受了影响。一种不法的气氛发展出来，在聚会中人人都任意说自己要说的话。有一些人甚至想要捣乱在圣荷西的聚会（注68）。在那段期间，苏民强于九月在阳光谷市（Sunnyvale）又有一次与分裂者的聚会。在那之后不久，这些持异议者就开始在卡波迪诺聚会（注69）。同时，在旧金山受了苏民强影响的一些人也自行开始擘饼（注70）。
一九八九年八月，英格斯约翰加入在安那翰的布罗贺斯街（Brookhurst Street）开始分开、分裂的聚会
一九八九年八月，英格斯所加入，在安那翰召会之外的一个分开、分裂的聚会，正式在安那翰的布罗贺斯街上开始了。这是在苏民强于七月十六日，在罗斯密讲道之后才开始的；这篇讲道刊印在一篇题目为“要现实”的文章上。在这篇文章里，苏民强说，“在包尔路（Ball Road）上之召会的立场，是李常受和他的工作与职事。”所以，他说，“那不是安那翰召会！”（注71）。苏民强抹煞了安那翰召会的立场，并暗指我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占领菲律宾的日本军队，并说那些在安那翰聚会的人就像在耶路撒冷占据圣殿之地的回教徒。在同一篇文章里，他也用影射的方式，把我比作尼哥拉党、巴兰和耶洗别（注72）。
一九八九年秋季，苏民强除了在罗斯密讲道之外，也在布伊那园市（Buena Park）举行特会，但没有与那一带众召会交通。因此，他推动在安那翰布罗贺斯街上圣徒分裂的聚会。
十八 苏民强、英格斯约翰、马伦比尔合作出版“话与见证”刊物，公开反对主的恢复和李弟兄的职事，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众地方召会中现有的圣徒身上作工
从一九八九年九月，英格斯、马伦与苏民强合作，开始出版一分刊物。这分名称为“话与见证”的刊物，公开反对主的恢复和李弟兄的职事。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众地方召会中现有的圣徒身上作工。这应验了保罗在行传二十章三十节的话：“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在召会里信徒中间悖谬的人，总是被恨恶召会的魔鬼所利用，要勾引群羊去形成另外“一群”。
这就是最近在主恢复里过去几年背叛的简单历史。
对付当前背叛之路
对付当前背叛之路，乃是拒绝任何一种的分裂（林前一10），反对一切教训之风，和一切属灵死亡的散布（弗四14，提后二16～17），并将自己从有传染性的人中分别出来，就是要实行检疫。提多三章十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罗马十六章十七节说，“弟兄们，那些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并要避开他们。”弟兄会的人实行把这样的人革除。我们不同意这种实行，但我们学了功课，我们需要实行把传染者隔离。
结语
自从持异议者，如此明显、公开的，甚至借着他们的刊物背叛之后，我觉得有义务向你们陈明主恢复中当前背叛的一切发酵事件，使你们能清楚这一切发酵事件的原因和起因。召会既是由许多有不同认识和看法的人所构成，长久而言，在召会里有时难免会有难处。按照新约的教训，正当的处理这种难处，乃是应当在神圣的爱里，并借着在灵里真实、彻底的交通，带着经常不断的赦免，全然关切的恒忍，自我贬抑的谦卑，满有怜悯的同情，并相互恩惠的帮助。但我们在当前的背叛中所看见的，不是这些超凡的基督徒美德，反而是夸大其辞的批评，凶残的背后谗言，毫无理由的反对，狡猾诡诈的暗伤，邪恶毒恨的毁誉，含有恶意的诽谤，不顾道德的匿名信，怀恨的攻击，恶意的阴谋，诡巧的影射，一口两舌的虚伪，捏造的不实之事，明显的谎言，不顾一切的破坏，以及放肆激烈的毁坏，带着无法想像的仇恨，肉体的嫉妒，不合基督徒体统的报仇。这些都不是享受基督的果子，也不适于建造圣徒并建造召会。甚至将事实这样陈明出来，对我也不是愉快的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主面前犹豫是否该这样作，我也与弟兄们商量这事。他们鼓励我这么作，为着保守不知情的人，为着恢复受骗的人，为着坚定动摇和受困扰的人，也为着历史。因此，在考虑保罗于提后二章十七至十八节，以及四章十四至十五节对这种事最终所作的，甚至考虑摩西于民数记保留了背叛的完整记录之后，我感觉有义务这么作。我实在仰望主，愿祂怜悯我们众人，并赐给我们丰足的恩典，使我们肯出任何代价，为要保守祂身体的一。我也期望造成当前风波的弟兄们，以及那些有分于这样不合逻辑、不正当行动的人，在主前再考虑这事，并回答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关心基督身体合一之圣徒的问题：“你们所从事的，岂不是分裂么？或已经是分裂了么？”（当前背叛的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