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养与教导
教导
训练
李常受文集
李常受文集篇题
第十一篇 鼓岭训练与时局变化
读经：弗四12，彼后三18，徒四28，十八27，二十28，诗三七23，来六7，林后四7～9
壹 倪弟兄很早就有一个负担，觉得需要有训练；八十多位弟兄姊妹，就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上了鼓岭山，接受五个多月的训练，直到那年十月间—弗四12：
一 早在一九三○年初，倪弟兄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觉得应该对那些比他年幼，被主兴起来的弟兄们，和少数姊妹们，施与特别的训练—12节，彼后三18。
二 一九三三年十月，主带我到了上海，倪弟兄就留我作他的客人，实在说，虽然那时没有正式的训练，但他在那里所作的，就是一种训练—弗四12。
三 一九三六年他受主带领，也得着主的供给，在上海附近的真茹买了一块地，造了一个训练中心；一九三七年，战争把那个训练中心完全摧毁，训练也成为泡影，没有成功—加二2上。
四 一九三九年倪弟兄从英国回来，召开特别聚会，释放关于基督身体的信息；同时，他在离文德里不远的友华村，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开始作训练；那时，我们住在一起受训的，约在五十位以上，加上本地参加训练的，有时也达八十位之多；那个训练叫众人都得着实际的帮助—林前十二12，徒十八27。
五 一九四二到四八年，倪弟兄有六年不能尽职，他在那里经营生化药厂；这六年经营生化药厂的一点收入，全都买了鼓岭山上的房子，准备作为训练中心之用—林后十二15。
六 一九四八年四月间，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里，倪弟兄的职事得到完全的恢复；同时，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风波中出过问题的圣徒都悔改了，那次交通聚会以后，有八十几位弟兄姊妹，到福州城外的鼓岭山上，在那里受训—提后二25，林后十三9。
七 至于我，则被留在上海，主要的负担乃是在上海买地造会所。
八 从一九四八年四月，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以后，上海召会买地造会所和鼓岭训练这两件事都顺利进行；买地造会所有主的作为，鼓岭山上训练的光景也很蒙主祝福—来六7。
九 那些在鼓岭山上受训的人，下山以后，特别是北方的弟兄们，里头打足了气，丰富、有能力，到那里去，那里就有福音的开展，就得着复兴；因此，倪弟兄有负担再办第二期的鼓岭训练—徒二2～4、47，哈三2。
贰 时局变化—徒四28，诗三七23：
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正当一个重要的特会聚会结束的中午，我接到倪弟兄的紧急电报，要我立刻放下所有的事，到上海去；我一到文德里的会所，就见倪弟兄坐在那里等我；他就定规那天晚上，所有在上海的同工开紧急会议，交通、祷告、定规怎么办—徒二二15，诗三一15：
1 聚会中，他先交通一点当时的情况，大家也有些祷告，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安静了一段时间，他开口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打发李弟兄出国，我们大家还都要留在这里，继续作下去”—徒二二15。
2 之后他就离开上海，到福州准备第二次的鼓岭训练；临走时他嘱托我，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上海会所盖造起来。
3 于是，我在上海积极的赶造会所，倪弟兄在福州积极的准备训练，他希望趁南省还自由的时候，能快快的再作第二次训练。
二 岂知政局转变得太快，他在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又从福州飞到上海，再次召开紧急同工会议，更确定同工们的行动—出十四13，创四五7：
1 在聚会中，他又说，“不论李弟兄自己怎么感觉，我们总是要请他出国”。
2 然后他说，他清楚，所有的同工都要留在国内，为主忠心到底—出十四13。
3 我问他：“你们大家都要留下，为主忠心，只要我一个人出国，是不是我不配留在这里为主忠心？”他转过来看看我，说，“常受弟兄，你要知道，我们当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所以你必须出去，这样还会留下一些”—创四五7，出十五9。
三 那年三月底，有一天，倪弟兄忽然拍电报给我，要我把上海造会所以及其他一切责任，都交给地方上的长老们负责；并且要我去福州到他那里；过了几天，倪弟兄立刻托弟兄们为我买船票或是机票，让我去台湾。
四 那时的台湾完全是个落后地区，马路用石子铺成，大家很少穿鞋袜，都是穿着木屐，走起路来喀拉喀拉响；我躺在家里看天花板，听木屐声，越听越懊丧；我问自己：“我们来这里作什么？”那时，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约有三百五十到五百位，都散居在铁路的重要站口；所以我就一站一站去访问他们—罗一12。
五 等我访问完了，我得到很好的印象，一面外面的环境是落后，但是有一种光景，加上这三、五百位弟兄姊妹，让我觉得有一点路—林后四7～9。
六 就在那时，有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回到台湾，看见这个需要，就奉献了现在仁爱路会所的一块地，造了一个小会所，大概能容纳三百人左右；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就可以使用；所以我对弟兄们说，台湾的工作算是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开始，也是那一天开始有特别聚会—诗三七23。
七 以后，在事奉聚会中，我对弟兄们说，我们到这里来，不要去摸公会的事；我们在这里应当作的，就是积极传福音；到一个时候，每次主日记名的，约有四百位左右，成群的人得救；头一年人数增加了三十倍，其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了长老和执事—多三9，徒十二24，二47。
职事信息摘录：
一九四八年四月间，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里，倪弟兄的职事得到完全的恢复；同时，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风波中出过问题的圣徒都悔改了，并且向倪弟兄认错，对付罪。到了一九四九年，其余的人也悔改了；可以说，整个上海召会都对付清楚了。那实在是荣耀的光景。那次交通聚会以后，有八十几位弟兄姊妹，包括张晤晨弟兄、孙丰露弟兄，都被留下，到福州城外的鼓岭山上，在那里受训。
倪弟兄关于训练的负担
早在一九三○年初，倪弟兄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觉得应该对那些比他年幼，被主兴起来的弟兄们，和少数姊妹们，施与特别的训练。
非正式的训练
一九三三年十月，主带我到了上海，倪弟兄就留我作他的客人，实在说，就是留我在那里受他的带领。虽然那时没有正式的训练，但他在那里所作的，就是一种训练。那时，除我以外，还有七、八位年龄和我相当，或者比我年轻一点的弟兄，从南方、北方来，也住在倪弟兄的招待所里。我在那里学了许多功课，这是主的恩典。
我生性不愿和人接触，读书、运动都喜欢单独。年幼时，我不太和其他的孩子玩，多半是自己玩耍。等到我十九岁左右读专科时，学校见我足球踢得不错，把我选入校队。然而，我既不参加开会，也不过问事情；他们分派我踢什么，我就踢什么。到时候，我穿上队服，就上场去了；踢过之后，也不和队友交谈，就回家了。此外，我也怕到别人家里访问或吃饭。一九四○年我们都在上海，我在那里最少住了两个月，帮忙写基督徒报的稿子，写好就交给李渊如姊妹。当时，张湘泽师母也在那里帮助李小姐誊抄稿子。同时，我们二人也都参加了友华村的训练。然而六十天之久，我们几乎没有谈过一次话。因为我不敢见人，一见人，脸就红。现在过了四十一年，认识我的人都能见证，我是变了。
不仅如此，那时我出门，只要一搭交通工具就晕。第一次搭船，是刚进专科学校时，学校足球队要出征，从烟台到东北的俸天参加足球赛。我们搭的是一种小型船，开得很慢，要八小时才能到达。我一上船，船上的味道就叫我想呕吐，等到船在海中航行晃来晃去时，更是吐个不停。所以，我最苦的一件事就是从烟台搭船到上海，四十八小时的航程，我一上船就得躺下，准备呕吐。不只搭船，连坐汽车、火车也晕，真是苦阿。
然而蒙召以后，不出门是不行的，必须出门到处跑，结果上船晕船，上车晕车。我在菲律宾时，弟兄们看我又要讲道，又要写稿，很辛苦，就带我到碧瑶山上休息。我坐着弟兄自己开的私家轿车，到了中途就晕得吃不消，赶紧找地方休息。旅行苦，进到人家里更是苦，因为进到人家里作客，出也得鞠躬，入也得鞠躬，还得常常对人说，“谢谢、对不起；”此外，还要和人谈话，这对我实在是难。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个性。
一九三三年到了上海，住在倪弟兄那里受他带领，学了许多功课。在吃饭的事上更是学功课，因为给我们作饭的厨师是绍兴人，天天作咸得不得了的绍兴菜。另外，住在一起的年轻人，无论是从南方或北方来的，在我看都没有受过什么对付或管教。一位福州来的弟兄，每早晨穿着拖鞋下来。我们在北方，是不可以穿着拖鞋见客的，也不可以穿着拖鞋在公共场所吃饭。这些事都叫我学功课。有时，我也到倪弟兄跟前去交通，问他我们住在那里可否这样作、或那样作。倪弟兄懂我的意思，知道我是希望他来管教管教这些弟兄们。
时至今日已经四十八年了，我们那些同住的弟兄们，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这条路上；其余的人早在我还没有离开大陆以前，就都不见了。虽然有一阵子的热心，要事奉主，甚至住在倪弟兄那里接受训练，但却无法持续走在主的路上。那时，每周最少有一个晚上，倪弟兄来和我们坐下交通，我们就特享“大餐”。我们发问，他就回答，实在是好。我们在那里这样亲自受他的训练，但是之后那些人却离开了这条道路。
真茹训练中心
倪弟兄很早就有一个负担，觉得需要有训练。一九三六年他受主带领，也得着主的供给，在上海附近的真茹买了一块地，造了一个训练中心。一九三七年，他召集同工紧急聚会，对我们讲“工作的再思”的信息。那期间，他亲自开车载我，从沪西到真茹去看那个训练中心。当时房子的钢架和门窗框子都上好了，只剩下玻璃窗还没有装；他很喜乐。然而没有多久，就遇到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事；战争把那个训练中心完全摧毁，训练也成为泡影，没有成功。
上海友华村的训练
一九三九年倪弟兄从英国回来，召开特别聚会，释放关于基督身体的信息。从那时候起，他对召会有一个转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认识召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从内里生命说的；另一面，他看见召会需要实在的建造，这是指着外面的配搭说的。他都在那里实行。同时，他在离文德里不远的友华村，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开始作训练。那时，我们住在一起受训的，约在五十位以上，加上本地参加训练的，有时也达八十位之多。每一周，倪弟兄最少有两、三个上午和我们坐下，长时间给我们训练。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训练进行到一个时期，专门对付我们每个受训者的奉献。每一个上午，他不讲别的题目，就点我们的名字，请我们详细的作奉献的见证，他在那里听。所有的人都见证过后，几乎没有一个人通过他的察验。这个人见证过了，他就点出来说，“你没有奉献，”那个人见证过了，他也点一点说，“你没有奉献。”实在说，可能我们觉得自己奉献了，但实际上还没有奉献。那段时间，他就这样一直在奉献的事上训练我们。
不仅如此，他也在看见身体的事上训练我们。我们作了自己看见身体的见证后，他就点出：“你听了身体的道，你说你认识身体，但是你根本没有看见。”这又是个大难关，不要说年幼的同工，即使是比较年长、多年的同工，也都受了难为。因为几乎都没有看见身体的异象。那个训练叫众人都得着实际的帮助。
购置鼓岭训练中心
一九四二到四八年，倪弟兄有六年不能尽职，他在那里经营生化药厂。那时正值太平洋战事之际。原来福建省一带的西教士，都在鼓岭山上买地造洋房，所以鼓岭山上大概有将近二十栋花园洋房。战争期间，白种人受到日本人的难为，有些西教士被关到集中营去，有些西教士得不到后援供给，非常艰难，想要回国。他们一个个把鼓岭山上的房子便宜出售。中国人一般不肯住到鼓岭山上，全福建大概只有一个人需要这个地方，那就是倪弟兄。他把一栋栋洋房以很便宜的价格全数买下，也没有告诉别人。等到一九四八年，他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聚会里，恢复职事以后，他就告诉我，所有愿意的人都到鼓岭山上。
鼓岭训练
那时，我才得知倪弟兄这六年经营生化药厂的一点收入，全都买了鼓岭山上的房子，准备作为训练中心之用。那真是个好地方，每栋房子都相隔一段距离，可供弟兄姊妹受训之馀散步，是最理想的训练处所。就在准备到鼓岭山上训练时，我个人和倪弟兄有一次很强的交通。我说，“倪弟兄，你把这些人带到高山上去训练，好像训练医科学生却没有医院一样，怎么实习呢？还是留在上海好，有召会可以实习。”倪弟兄不辩论，也不讲道理，笑一笑说，还是上山好。所以八十多位弟兄姊妹，就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上了鼓岭山，接受五个多月的训练，直到那年十月间。在那里没有电话、没有问问题的、没有搅扰，一天到晚听倪弟兄讲道，从周一讲到周六，只有主日下山参加福州的聚会。至于我，则被留在上海，负责供给福州鼓岭山上的需要，但主要的负担乃是在上海买地造会所。
上海召会买地盖造大会所的需要
上海召会从一九二六年年底开始有聚会，后来开发成为全国第一大召会，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还是租用文德里的一个小房子，就是上海所谓的弄堂房子。开始时只租了一幢，慢慢开展就租了三幢，最后租了四幢，甚至把四幢打通，可惜因为柱子不能打掉，所以里面有许多柱子。楼下是聚会所，楼上是招待所、办公室、长老室等，算是不错。然而到了一九四七年复兴的时候，因着聚会人数加多，实在没有办法容纳。本来四幢连起来最多能坐四百人，如今每次聚会都到一千多人，会所的前面、后面、弄堂里，都是满满的。不仅如此，会所对面是福音书房、李小姐的住处，还有好几家弟兄姊妹住在那里；每到主日，他们的屋子里都坐满了人，整个弄堂里也是满了人。聚会时最少要用上十多个扩音喇叭。所以，买地盖造大会所的需要实在日益紧迫。
鼓岭山上训练的光景蒙主祝福
从一九四八年四月，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以后，上海召会买地造会所和鼓岭训练这两件事，都顺利进行。买地造会所有主的作为，鼓岭山上训练的光景也很蒙主祝福。在训练结束的聚会中，倪弟兄把一个“二十年福音传遍中国”的计画摆在众人面前。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多西教士，特别是内地会的，到中国传福音。大战胜利后，内地会又打发西教士到中国来，看看福音的情形。这些西教士回报内地会说，照他们的观察，中国不需要西教士了，因为全中国都在“小群”福音的手下。因为到那时，全国三十几省，每一省都有主恢复的召会，约计有四百多处到五百处。加上鼓岭山上的训练又是那样成功，个个灵里火热，所以倪弟兄就订出来一个计画，要“二十年福音化中国”。
倪弟兄计画了五条大路线：第一是最北的一条，从天津、北平进入绥远；第二条，从烟台、青岛到陇海路，进到西安；第三条，从上海顺着长江一直到四川；第四条，从福建厦门经过江西，进了内地；第五条是由香港入广州，至西南，这是最南边的一条。倪弟兄负责带领训练，受过训练的人由我分派，到这五条路线去传福音。然而因着局势的变迁，这五条大路线都没能实行。历史终归是历史。倪弟兄一生的工作，不是重在开展工作，乃是重在生命。虽然一九四八年底，按着鼓岭山上受训的情形，无论谁在那里，都不能不觉得，就福音而论，主是把全中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实在应当为着主有点作为；但主的意思不是如此，所以这个大计画没有作成。
然而，那些在鼓岭山上受训的人，下山以后，特别是北方的弟兄们，里头打足了气，丰富、有能力，他们到了青岛，在那里不过一个月的光景，就到处传福音；有一天，受浸了七百多人。当然，青岛也有一个大的复兴。换句话说，那些从鼓岭山上训练下来的人，到那里去，那里就有福音的开展，就得着复兴。因此，倪弟兄有负担再办第二期的鼓岭训练。
时局变化
第一次紧急同工聚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杜威和民主党的杜鲁门竞选，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希望杜威能当选。正在那时候，我到了杭州，为着办理七、八十位弟兄姊妹从浙江肴山移民到江西的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会。正当末了一次聚会结束的中午，我接到倪弟兄的紧急电报，要我立刻放下所有的事，到上海去。我到了火车站，看见号外，才知道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政治局面要变了。我一到文德里的会所，就见倪弟兄坐在那里等我。他告诉我，因为杜鲁门当选，情势对国民政府不利，共军已经到了浦口，不久就要过江；这种情形，同工们应该在主面前祷告，怎么应变。他就定规那天晚上，所有在上海的同工开紧急会议，交通、祷告、定规怎么办。聚会中，他先交通一点当时的情况，大家也有些祷告，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安静了一段时间，他开口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打发李弟兄出国，我们大家还都要留在这里，继续作下去。”之后他就离开上海，到福州准备第二次的鼓岭训练。临走时他嘱托我，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上海会所盖造起来。
第二次紧急同工聚会
于是，我在上海积极的赶造会所，倪弟兄在福州积极的准备训练，他希望趁南省还自由的时候，能快快的再作第二次训练。岂知政局转变得太快，他在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又从福州飞到上海，再次召开紧急同工会议，更确定同工们的行动。在聚会中，他又说，“不论李弟兄自己怎么感觉，我们总是要请他出国。”然后他说，他清楚，所有的同工都要留在国内，为主忠心到底。大家没有说话，只有一点祷告。聚会很快就结束。散会后，我和倪弟兄在弄堂门口散步，我的感觉很重，因为大家都要留下，只把我一个人打发走。所以我问他：“倪弟兄，你刚才已经很郑重声明，你们大家都要留下，为主忠心，只要我一个人出国，是不是我不配留在这里为主忠心？”他转过来看看我，说，“常受弟兄，你要知道，我们当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所以你必须出去，这样还会留下一些。”我说，“既是这样，我没有话说。”接着他问我：“你现在怎么办呢？是先到香港，还是先到台湾？”我说，“我也没有什么观念，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作。”然而，他再嘱咐叮咛我，无论如何要把会所造出来。那时，会所已经造好一半，聚会也搬到那里，搭了一个芦席棚，在棚底下聚会。之后，倪弟兄又回到福州，在那里准备第二期的训练
转至台湾
一九四八年底，倪弟兄和我交通时，我们都觉得台湾的见证应当加强；所以我们拍电报给在青岛的张晤晨、孙丰露、刘效良三位弟兄，请他们和在上海的赵静怀弟兄到台湾去。他们四家也接受负担，在四八年底去了台湾。到了四九年初，张郁岚弟兄因为在政府机关作事，也随着政府去了台湾。倪弟兄与我交通，我们就写信给他们，请他们五位正式负台北召会长老的责任。从此，台北召会就上了轨道，有了带领。一九四九年初，学校刚开学，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原来都就读于南京着名的高中，快要毕业了；但是因着情势混乱，他们不愿意再回南京，而愿意到台湾去，我只好把他们托给随政府机关到台湾的张郁岚、张振弟兄，让他们到台湾入学读书。
那年三月底，共产党的军队从南京要进入上海，情势紧迫。当时，我仍然留在上海。有一天，倪弟兄忽然拍电报给我，要我把上海造会所以及其他一切责任，都交给地方上的长老们负责；并且要我去福州到他那里。第二天，我买了机票，豫备先到台湾看两个孩子，再飞回福州。我的家人问我，他们怎么办？我就托弟兄们替他们买到台湾去的船票，买得到船票就上船，买不到船票就留在那里。感谢主，我到了台北，他们不久也抵达了基隆。我在台北停留三、五天，将他们稍作安顿，就再飞回福州，参加倪弟兄的训练。到了那里才知道，因为时局的关系，他们刚从鼓岭山上下来，搬到城里的海关巷。
过了几天，有消息传来，共产党的军队从杭州南下，很快就要到达福州了。倪弟兄立刻托弟兄们为我买船票或是机票，让我去台湾。那时真是一票难求，只好由一位弟兄陪我带着行李，待在一条小船上，等候大船的船位。我们的小船，在闽江大约漂流了两天。后来，一位和航空公司熟识的弟兄，开着吉普车来到码头，叫我快快上岸，不要管行李了。我上了吉普车，他火速载我到机场，递给我一张机票；我一上飞机，机门就关了。我就这样飞到了台湾。
那时，台北召会还在一个日本式榻榻米房子里聚会，聚会时大家都要脱鞋。我们北方人连看人穿拖鞋都不习惯，何况是脱鞋？所以弟兄们要我去讲道，我讲得既不甜美，也不自然，里面总觉得委屈。因为我们在大陆几十年打拼、劳苦，已经有很好的果子。那些年间，我们众人真是苦，也真是凭信心而活。
预备的工作
经过多少年的辛苦以后，刚刚有好的结果，全国有几百处召会；而且上海是全国工作的中心，我们在那里每一、两周就出版一种刊物，共有四种刊物：执事报、道路报、见证报、福音报。现在忽然转来台湾，那时的台湾完全是个落后地区，马路用石子铺成，大家很少穿鞋袜，都是穿着木屐，走起路来喀拉喀拉响。我躺在家里看天花板，听木屐声，越听越懊丧。我问自己：“我们来这里作什么？”真是灰心万分。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到了四、五月间，有一天我里头有一个感觉，我应该从台北一直到南部，顺着铁路去访问那些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那时，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随政府机关、医院、学校，以及被迫到台湾的，约有三百五十到五百位，都散居在铁路的重要站口。所以我就一站一站去访问他们。
台湾工作正式开始
等我访问完了，我得到很好的印象，一面外面的环境是落后，但是有一种光景，加上这三、五百位弟兄姊妹，让我觉得有一点路。所以我回来与弟兄们交通，觉得主在这里还是有路。就在那时，有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回到台湾，看见这个需要，就奉献了现在仁爱路会所的一块地，造了一个小会所，大概能容纳三百人左右；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就可以使用。所以我对弟兄们说，台湾的工作算是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开始，也是那一天开始有特别聚会。我们同时登广告，让各地来台湾的圣徒们知道，我们也到了台北，并且开始聚会，请他们尽量和我们通信交通。
到了八月一日主日上午，那些从大陆来的基督徒，有些找不到原来聚会的团体，看到我们的广告也来了；所以那天真是座无虚席，整个会场挤满了人。我进去一看，知道这种情形不简单，我讲了一篇很不平常的道。我说，“今天基督教里的各个会，……有的替人找对象、办婚事，有的替人介绍职业、提供医药等。今天早晨大家来到这里，我愿意向大家说明白，免得误了大家的事。我们这个召会只单纯的讲圣经，只单纯的传福音叫人得救，只单纯的叫人爱主、追求生命长进，一同事奉主、敬拜神。我们既不为人介绍婚姻，也不鼓励人到这里找对象；我们也不介绍职业或作其他的事。你们要想想看，以后想吃什么菜，就要到什么餐馆去，要走对门。”到了第二个主日，会前我就告诉弟兄们，要准备纸笔，凡是今天来的都要记名。聚会开始，我走进会场一看，人数减了一半，我就知道这些人是要留下来的，是看清楚的。所以末了我就说，“弟兄们，请你们留下姓名和住址，我们可以和你们有交通。”台湾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开头。
积极传福音
以后，在事奉聚会中，我对弟兄们说，我们到这里来，不要去摸公会的事。我们在大陆几十年的经验已经够了，摸公会是白费工夫；让他们照着他们所喜欢的事奉神。他们若觉得我们认识真理，有供应，是走主的路，他们愿意来，我们当然欢迎；但是这由他们定规，我们不必白花工夫。我们在这里应当作的，就是积极传福音。
首先，我们按照台北的人口数，遍发福音单张。那时台北人口有七十万，我们照着地图上的街道分区，按着巷弄，一户一户的分发单张，撒遍全台北。其次，我们印大字福音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车站、重要的地方。那时，在台北的马路上，无论走到那里，都会看见福音标语。每逢家门口有福音标语的，就知道一定是弟兄姊妹的家。第三，出福音队。每周最少出去一、两次，大家穿着福音背心，到马路上游行，唱诗、敲大鼓，号召人。那时张晤晨弟兄负责打大鼓，是个好手。第四，在台北新公园的露天音乐台传福音。那里大约可以坐两、三千人。福音队先出发，游行街道，把人带到新公园，然后在那里传福音。到一个时候，每次主日记名的，约有四百位左右，成群的人得救。头一年人数增加了三十倍，其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了长老和执事。（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一年第二册，历史与启示，第十篇）